棉布。
盐引只有少部分人使用，而大明宝钞的发行量必然巨大，而且是天下人人使用，所以需要锚定的东西更多，才能坚挺，只有涉及的方方面面更多，才能互相监督，不至于因为一个人的贪欲，成为朘剥天下的工具。
“所以按照户部的说法，还真的这工兵团营和官厂团造能够持续不断的发力。”朱翊钧对着王崇古郑重的说道：“倒不是急于一时，十年不成就三十年，五十年，总归是要走到那一天。”
这件事，不是王崇古临终前要完成的，而是朱翊钧这个皇帝临终前要做完的事儿，这很难，但是很有必要也必须去做。
朱翊钧和王崇古仔细聊了聊其中的细节，王崇古才站起身来告退，他其实很想在自己死前做到户部的标准，大明可以推行钞法，日后春秋论断，他王崇古怎么也能评一个万历维新第三功臣！
前两个是张居正和戚继光，一个是新法本法，一个是新法的护道人。
真正有价值的货币，是实物，从来不是金银铜铁或者说擦屁股都嫌硬的废纸。
这也是王谦能够在交易行里对庄家们进行定点爆破的底气和根本原因。
庄家需要银子去操纵票证价格，低利息高折扣的银子就会找上门去；王谦找到内帑国帑拆借，拿出让投机者根本不可能吃得消的货物或者票证；王谦先故意和庄家一起拉涨，麻痹对手的同时，让货币（白银）回笼，刺激庄家借更多钱；等到交易行总的流通量等于手中储备弹药时，一起抛售；
庄家们发现手里的资金根本吃不下这些货物或者票证，为了防止砸在手里和必须到期还款否则无法赎回祖产的压力下，庄家们某一个庄家率先顶不住了，开始抛售，引发踩踏，借了大量钱财的庄家们被定向爆破；而后王谦再释放利好消息，完成收尾，维持票证的稳定。
类似的操作，不仅仅是交易行的票证，还有米面粮油煤炭棉花，这些生活所必须之物，唯有朝廷手中掌握了足够的物质，才能限制囤货居奇的庄家们哄抬物价，才能维持百姓生活的基本稳定。
王国光、张学颜在交易行乱战后，深入的总结了其中的规律，最终将其总结在了《钞法锚定疏》之中。
朱翊钧将这本钞法锚定疏，放入了文华殿偏殿的橱窗里，并且全文摘抄到了邸报纸上，刊行天下衙门，各级官衙专门的抄报人，会把这本奏疏抄写，大明读书识字的人，都有可能、有渠道可以看到这本奏疏。
“或许这会成为以后钞法的源头。”朱翊钧将奏疏小心放好，这可是死后跟着他一起入棺的东西。
日后再有人开他的棺，也能找到点有用的东西，万一日后中原需要考古式科研，天下这些事，翻来覆去谁能说得清楚呢？
万历十年十一月的审计，是惊心动魄的，因为有了范应期的案子之后，立刻引起了户部的注意，户部将这种行为等同于隐匿田亩，这些田亩虽然在账上，但总是用各种灾荒的说辞去蠲免，最终朝廷还是损失了税赋。
如果朝廷损失了税赋，这些田亩到了穷民苦力的手里也还罢了，但这些田亩通过大户进行转租，反而实现了土地的流转和进一步兼并，这朝廷决计无法忍受。
户部的审计从来没有如此的腥风血雨过，这一次对全国官田进行的全方面普查，让无数人胆战心惊。
对于保税，对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大明朝廷是极为认真的。
六册一账可以客观的反映出问题来，因为所有的收入和支出都和田亩挂钩，清丈的完成，让审计变得很有意义，六册一账只要有一处对不上，就会引起户部对详细账目的盘点。
结果触目惊心。
大明两京一十六省，几乎所有地方的官田，都发生不同程度的侵占，也就是实质上的隐匿田亩，官田在账上，收益却不在账上的事情发生了。
最严重的是河南，其次是山东，然后是四川。
这也是清丈的三大难关，甚至大明朝廷一直警惕的南衙缙绅们，目光反而集中在海贸之事上，围绕着海贸斗的你死我活，南衙十四府包括松江府在内，如此侵占官田，反而是最少的，是在容忍范围之内的，浙江、福建、广东，甚至是江西，都不是特别严重。
这一次，出身南方的士大夫们好好的嘲讽了一番北方地区官僚宿弊和腐败，而出身北方的士大夫们，很快找到了反击的理由，北方诸省各府州县，还有官田，南方呢？都兼并完了，全都在世家大族手中掌控！还好意思嘲讽北方地区的宿弊和腐败，南方没有多少官田，当然没有这个问题了！
双方在杂报上进行了你来我往的友好交流，当北方士大夫们掏出了徐阶这个大杀器的时候，南方士大夫们只能偃旗息鼓，沉默了下去，无法再饶舌了。
谁让徐阶的快活林贪腐碑，独一档断崖式的高呢？
一家一户四十万亩田，还是太过分了些，那可是松江府的田，一亩都要近五两银子了。
虽然南方士大夫们想要举例王崇古也不遑多让，但发现王崇古在堵了长城鼎建的窟窿，把银子全都吐出来之后，老王家的所有收入，都是经得起审查的，贪腐数字很少，大多数银子都是和皇帝一起弄的银子。
再怎么说，王崇古代表的晋党，也结束了大明和俺答汗之间的战争，让大明有了喘息之机。
文华殿上的气氛颇为凝重，林辅成一本逍遥逸闻，在京堂卖爆了，也给大明朝廷出了个难题，大明搞了这么多年的新政，好像兜兜转转又回到了从前。
“这本质上是个吏治的问题。”张居正眉头紧蹙，面沉如水的说道：“大明的升转还是有问题，一甲和考入了翰林院的二甲，起步就是京官，导致缺少基层经验，即便是要进行官考遴选，和监当官，但京堂官员对地方问题不甚了解，还是问题的关键。”
“所以，吏治上，要打破一甲、二甲对京官的垄断，这才是根治问题的办法，而不是后知后觉的等着地方忍无可忍的把问题捅到朝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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