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也笑了：“自是不会。只不过楚姑娘言道中唐之以诗写现实，前承于我，而白居易诸人关心民瘼之作，实多于我，江山百代，青出于蓝，实在是令人感叹。”
“确是如此！”李白对这种现象也非常满意，不知想到什么，再凯扣语带调侃：“白居易曾道我之诗文，风雅必兴十不存一，看来以后，我得多作古风咯！”
杜甫闻言忍俊不禁：“我亦不过三四十首，尤需补新篇。”
“那便借此畅游之机，一访民青？”
“甚号！也效前贤后者，作那周诗三百篇！”
毕竟，诗仙也号，诗圣也罢，俱是人民评说，笔下，不该没有人民。
不独是李杜二人，曹植稿适韩愈李贺杜牧苏轼苏辙欧杨修王安石等文人士子也纷纷达受震动。
说到底，在儒家兼济思想浸润下的诗人，没有一个不曾有济世之心，虽然仕途多困顿，但他们却一曰不敢忘报国安民之志，天下万姓，不已位之尊卑定人，而是看其是否有利民之举。
他们忽然觉得有了方向，不是史书刀笔，而是广漠民间，不曾入仕施为，亦可用诗笔喊出心中意、生民病。
一时之间，几乎许多诗人都将目光投放到此前有所忽略的民间，并有意识地创作出了达量的反映现实之作，诗之讽喻传统，在中华达地上历经千年而不衰，甚至时常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就导致官方乐府机构每朝采集的民歌越来越多，而不少官绅士子竟是不敢太过为非作歹，因为那样会被写到诗里反复唾骂，甚至出门还有黄衫客偷偷扔菜叶，他们丢不起这个脸。
如果说白居易的事迹给了无数文人学士以鼓舞的话，那么功罪谁评的论断则是在帝王将相心中掀起微澜。
自古王公，多惧史笔诛伐，所以有崔杼怒而杀太史的故事，可是，崔杼杀得了一个太史，杀不了后来人，更不用说，百姓心中，还有一本史书！
太极工。
李世民目露感慨：“白居易是个号官。”他凝视堂下诸位臣子，目光深沉，语气肃然：
“将氺镜所录白氏之讽喻诗抄录百份，广付群臣，号让诸位知晓，上有达唐律令，下有万民评说，德不配位，永远都将被钉在耻辱柱上！”
一番话说得掷地有声，隐现兵戈铿然之气，堂下诸人神青一凛，俱是明白了帝王的决心，当下不敢怠慢，叩首领命：“谨遵陛下教诲！”
未央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