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的，毋庸置疑，自然是和他一样，屡屡被诺奖拒之门外的村上春树。
而排在村上春树之后的，便是原历史中，日本文学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的“新感觉派”小说不仅对日本本土文学作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也影响了隔壁一批又一批中生代的文学家。
譬如余华就曾说过：“川端康成的作品几乎笼罩了我最初写作时的头三年，那段时间我排斥了几乎所有别的作家。”
日本极为知名的文学评论家小林秀雄说：“我一直认为，川端先生的内心是那么冷漠，那么空旷，那么值得珍惜。
他不是自己活着，他还活在他人的生命中。
在无数人那空空如也的人生中，有川端先生的小说后，一道道光芒升起。
这就是他抒情的原由。”
作为川端康成笔下“新感觉派”作品里的代表作，《浅草红团》以漫游者的视角，描画出了浅草众生的浮世绘。
全书采用了一种颓废的现代风格，与《雪国》、《古都》等日本古典情趣完全不同，展现了川端相当现代的一面。
《浅草红团》原著小说写的是关东大地震后，昭和初期日本处在新旧交替和东西融合的变革中，浅草作为歌舞伎文化和下町的中心之一，涌入了大批戏子和游女。
人口贩子在街上横行，公园与空地群聚着各路帮派成员、孤儿以及大量无家可归的男女。
主人公来自外地，漫游浅草时邂逅了少年帮派“红团”的成员，并在首领少女弓子的带领下，探访当时走在时代前沿的浅草街头。
主人公以疏离、冷静的目光审视着这些人的日常生活，描摹出了那个年代东京的破与立、美与丑、浮华和贫困，也隐隐传达了川端身为反战者对时局的不安。
北川秀之所以对这部小说记忆深刻，是因为《浅草红团》被日本文学界誉为日本文学史上的“清明上河图”。
整部小说篇幅不长，出场的人物却多达上百个，几乎涵盖了当时居住在浅草地区的各式各样人员。
收录在小说里的“浅草祭”在選写过程中也因败坏风俗而屡次遭受删除。
年岁渐长后，川端康成自己都将其自弃为“拙劣的旧作”。
他认为这本书的内容有点细碎，且是创作早期所写，自己的文风没有确定，因此很多东西都写的很不到位。
文学评论家前田爱以“打翻的玩具箱”来形容这本书给人的混乱，缺乏头绪的初阅读感受。
在《浅草红团》问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就像是川端康成的不成熟之作，鲜少被人提及。
连川端康成本人都经常回避有关它的话题。
很多人甚至认为这只是一本川端康成游玩过浅草后的随性之作，完全当不上文学作品的名号。
但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浅草红团》慢慢又因几名大学文学部的教授而再度进入文学界的视线。
不知道是谁先提及的它，后来越来越多的读者和作家重新读了这本书，然后有了许多新的感悟。
在原历史中，80年代末期，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正式进入泡沫时代，那纸醉金迷的生活和乱七八糟，遍布歌舞伎町的精神小伙和小妹纷纷印证了《浅草红团》里的描述。
至此，大家才终于意识到，早在60年代，川端康成就先人一步的对日本底层社会众生相有了深刻的认知。
不管是什么时期，日本的底层社会都像《浅草红团》里写的那样，令人唏嘘，感慨。
《北川》杂志的调性和普通纯文学杂志不同。
因挂着北川秀自己的名字，又莫名其妙搞了一个北川文学奖和芥川奖、谷崎赏竞争。
所以《北川》所需的连载稿子相对调性更沉重，纯文学的占比也更高。
和慢慢娱乐化和商业化的《文艺》不同，《北川》显然是朝着纯正的纯文学道路要一条道走到黑了。
要不是之前斋藤玲奈与河出静子催得紧，他早就把《东京人》连载在《北川》上了。
现在没了《东京人》，北川秀自然只能找新的作品来填充这个位置了。
幸好老天开眼，就在他苦恼之际，新题材就这么送了上来。
“啊，是、是我们。”
弓子和梅吉站得笔直，面对憧憬了许久的偶像，两人反而不敢抬头直视，只是像犯了错的小孩般，低头看脚尖。
“真厉害你们应该就生活在浅草吧？或者说以前在那儿住过挺久？”
北川秀问道。
弓子和梅吉对视了一眼，浅草社区在外的风评两人心知肚明。
从那里走出来的年轻人，就和从贫民窟走出来的黑人一样，在哪里都容易遭人歧视和怀疑。
“没事，实话实说就好。我们《北川》不会因为作家的出身问题而拒绝签约的。
只要是能写出一个好故事的作家，我们都愿意签约试试。”
北川秀感觉到了他们的腼腆和不自信，便笑着安慰道。
两人的扭捏姿态让他更加确信，他们就是生活在现下浅草社区的精神小伙和精神小妹。
令人感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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