渺小许多，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最多也就是队长一级，没有力量和两派抗衡，只能依附其中一派。其中有依附本土派的，也有依附留日派的。
“世袭派”在警察局中人数最多，而且办起案子来也有自己的一套办法，虽然不合常规，但是却有着出其不意的效果，这股力量不容小觑，这让无论是“留日派”或者“本土派”，谁也离不开他们。反而是他们争相拉拢的对象。
至于世袭派，倒是没有考虑许多，可能看惯了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反而在时代改变的时候，最为淡定。
“无论是谁坐了天下，都离不开警察！离不开警察，我就能吃香喝辣！跟谁不是吃饭！”
这句常挂在钱如发口边的话，却也代表了“世袭派”所有人的心理。
既然沈岩做了特务科长，诸如钱如发之类的原来二处的一干亲信自然也是水涨船高，纷纷得到了重用。
二处的人终于在警察局中扬眉吐气，就连走起路来，也是趾高气扬。
侦缉处则从原来的两个处一百多人，缩编成了一个处几十人，权力职责也大为缩减。之前侦缉处在警察局中，是数一数二的部门，几乎北平城中发生的所有大案要案，都由侦缉处负责侦破。
现在这些案子，几乎都被特务科包揽了过去，剩下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案子，则交给了侦缉处。
职责越大就意味着权力越大，没有了职责，自然也就没有了权力，中间的关系往往是成正比的。
没有了职责也没有了权力的侦缉处，俨然已经成了警察局的一个鸡肋，整日里无所事事。
处长钟振声更是在警察局抬不起头来，就连局里中层开会，钟振声都不好意思往前坐，而是远远地坐在角落中。
和钟振声不同，沈岩在局里可算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警察局随时可以听到他爽朗的笑声。
特务科现在可谓是兵强马壮，仅仅行动，就有两个队。
一队队长还是钱如发，二队队长仍然是黄天河。
一队二队负责行动，三队负责情报，原本队长的位置，沈岩是准备留给杨登欢，但是最后却留给了原来二队的一个行动队员，这个人名字叫做马天成。
马天成名不见经传，沦陷前在二队，乃至于侦缉二处中，都毫无存在感。甚至沈岩都不知道这厮究竟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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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马天成却是日本人指定的特务科情报队队长人选，对于这一点，沈岩当然不敢违抗，只得让马天成坐了三队队长的位置。
沈岩也侧面打听马天成这人究竟和日本人有什么瓜葛，让日本人对他如此的重视。
虽然日本人那边讳莫如深，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警察局这种是非之地！
后来终于有消息透了出来，马天成在北平沦陷之前，就给日本人做事，和日本间谍机构同文书院关系很深。
这不由让杨登欢想起了那位神秘的潜伏人物“鼹鼠”。
但是没有一点线索能够证明，马天成就是鼹鼠。
马天成不苟言笑，平时和同事们接触也不多，准点上班，按时下班，偶尔加班，一切按部就班，正常的就如同普通机关里的无足轻重的小职员。
但是马天成又仿佛耳目众多，消息灵通。他也不知道具有什么特殊消息渠道，不过在上任后的几个月里，连破几桩大案，一连捣毁了几个交通站。无论是国方的党务处还是特务处，或者共方的社会部，都在马天成手里吃过亏。
这就不由得不让人对马天成刮目相看。
马天成的风头在特务科一时无两，就连钱如发都被他压了下去，成为沈岩的新晋心腹。
四队主管电讯，负责侦破、捣毁各路抗日队伍的电台，队长是警察局原来电讯处第一高手张文远。
特务科接管了原来电讯处侦察秘密电台的职责，电讯处剩下的就只能检查一下商用电台的使用情况了，权力可以说是一落千丈。
特务科四个主力队，每个队都有自己的队长，这样就放空了杨登欢。
原本沈岩给杨登欢做出的承诺，此刻成了大饼。
沈岩觉得挺对不住杨登欢，但是形格势禁，他也没有办法，只能找了杨登欢几次，给杨登欢谈话，劝解杨登欢。
沈岩一再表示对杨登欢表示，只要是四个主力队任何一个队长出缺，立刻就把杨登欢给补上。
杨登欢倒是无所谓，沈岩说得多了，杨登欢反而宽慰沈岩，说什么自己还年轻，应该在下面锻炼锻炼，厚积薄发才能走得更远。要是年轻人缺乏经验，乍居高位，早晚得摔下来。
说这些话的时候，杨登欢神色真诚，语气谦恭，让沈岩非常满意，着实夸了他几句。
关于杨登欢的任命，杨登欢执意只做一个组长，领着王大嘴和乔五德就行了，但是沈岩说什么也不肯，非得表示不能亏待杨登欢，最后杨登欢勉为其难地做了一队的副队长，给钱如发做了副手。
原先一队的副队长李照辉则去了鹞儿胡同，给孟宪海做了副手。
一年的时间里，波澜不兴，杨登欢整日里无所事事，浑浑噩噩地过着日子，每天不是和王大嘴研究马经，这倒是让他赢了不少钱。
或者就是和乔五德、王大嘴三个人满北平城乱溜达，这倒也平添了无数阅历，让杨登欢结交了不少江湖上的朋友。
杨登欢和王大嘴一个手里拿着，一个嘴里啃着煎饼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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